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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界梅蘭芳”
日期：2012-07-16 作者：蔡富軍 閱讀：5,352次
1912年12月9日，《申報》上登載了一則通告：上海律師公會于前一天12月8日宣告成立。從此，這個中國近代史上人數(shù)最多、影響最大的律師同業(yè)組織為推動中國法治進步和社會發(fā)展，開始了不懈的努力。沈鈞儒、章士釗、張志讓、史良、吳凱聲、沙千里、王造時、韓學章等杰出律師代表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史頁。
今年，恰逢韓學章百年誕辰。身為律師，她早年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被稱為“民主律師”、“法學界的梅蘭芳”；曾任上海律師公會最后一屆常務理事；1980年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工作，曾任姚文元的辯護律師……
為了律師，她在恢復律師制度后，為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的籌建不辭辛勞，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會長；家人在其身后設立韓學章律師基金……
日前，記者采訪了韓學章的女兒、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顧韓君女士、原市律師協(xié)會秘書長李海歌女士。她們的講述為我們呈現(xiàn)出了中國近現(xiàn)代法治史上傳奇人物的生動形象。
19歲的請愿代表
記者：我們熟悉韓學章任律協(xié)會長后的一些情況，能先介紹一下她早年的經歷嗎？
顧韓君：媽媽很早就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1年“9·18”事變后，為抗議國民政府對日本侵占中國東三省采取不抵抗主義，媽媽作為上海市中學生7名代表之一，帶領3000名中學生到南京向當局請愿，見到了蔣介石，表達了學生抗日的強烈愿望。當時她19歲，負責請愿學生的后勤。
記者：那她什么時候學習法律，有志于做律師的呢？
顧韓君：其實，媽媽當時也可能去唱京劇。她出身梨園之家，外公早年是京劇演員。媽媽從小在戲臺邊玩，耳濡目染，也唱得很好。但外公后來改行從醫(yī)，不贊成她唱戲。當時，家里也不贊成女孩子上大學。媽媽很要強，提出自己掙錢讀書。她喜歡自由，喜歡伸張正義，后來又受到中學校長的鼓勵，于是在1934年考入上海法政學院學習法律，一直半工半讀。讀書期間，她經常參加抗日救亡運動?！?2·9”運動后被選為上海市婦女救國聯(lián)合會理事，和史良、王孝英、羅瓊等在一起。她們舉行了示威游行。媽媽擔任宣傳部副部長，負責喊口號，組織游行隊伍。
法學界的梅蘭芳
記者：她什么時候開始正式執(zhí)業(yè)做律師的？當時的執(zhí)業(yè)情況如何？
顧韓君：媽媽1938年大學畢業(yè)，1939年正式掛牌做律師。是和爸爸一起掛牌的。爸爸是留法歸來的法學博士。掛牌律所地點在當時的浦東同鄉(xiāng)會所在地，現(xiàn)在的延安中路地區(qū)。后來，日偽當局要求開業(yè)律師一概必須登記。爸爸媽媽不甘心當“漢奸律師”，就摘下律師牌子。這讓家里一下子拮據(jù)起來。我是1943年出生的，當時媽媽在醫(yī)院生我，因為沒錢，一度出不了院。
記者：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韓會長重新掛牌做律師，當時情況如何？
顧韓君：有個影響比較大的案子。1947年，國民黨當局強迫共產黨領導下的《聯(lián)合晚報》停刊，造成“聯(lián)合晚報事件”。當時沈鈞儒、沙千里、爸爸和媽媽是報紙的法律顧問。后來，媽媽代表該報提起訴訟，3次出庭，她什么也不怕、大膽辯護、贏得了“民主律師”的稱譽。當時， 王元化在那個報社工作。九十年代初，我們兩家成了鄰居，他家住在我們家樓上。有一次我陪媽媽去他家，碰見了汪道涵。老市長知道媽媽主動摘牌的經歷，有如梅蘭芳蓄須明志，稱贊媽媽是“法學界的梅蘭芳”。
姚文元的辯護律師
記者：韓會長什么時候接到通知，要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工作的？她當時有哪些考慮？
顧韓君：記得是張士勤、戴漢民到我家來通知的。當時媽媽正好外出開市法學會的會議去了。我接待的他們，他們要我告訴媽媽，到北京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辯護工作。當時媽媽已經70歲上下了，“文革”時爸爸受到嚴重迫害，我也受到牽連。媽媽在感情上有些難以接受，但身為人民律師，她覺得還是應當挺身而出接受指定。
記者：不少人知道，韓會長和張中為姚文元辯掉了一個罪名，中間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顧韓君：媽媽看完堆了幾人高的材料，又拿起訴書對照看，發(fā)現(xiàn)一點：沒有充分證據(jù)證明姚文元參與策動上海武裝叛亂。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提出這點，有不小的壓力。也有些人指責他們?yōu)椤八娜藥汀鞭q護。但媽媽想，作為律師，就應該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后來在討論時提出來，反映到領導特別法庭的彭真那里。彭真說，律師敢講真話，講得對，就讓他們辯。最終，特別法庭采納了他們的辯護意見。這是了不起的，說明律師不是擺擺樣子的，中國在走向法治。
記者：后來韓會長還辦案嗎？
顧韓君：八十年代初，她領導上海一些優(yōu)秀律師，參加上海審判“四人幫”骨干分子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辯護工作，辯得很成功。幫姚文元辯護后還有個小插曲。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去世后，留下了一筆遺產。家屬為遺產分配起了糾紛。他們找到媽媽，想請媽媽幫忙代理。媽媽拒絕了。她說，幫姚文元辯護是國家指定的，她服從指定。但這個遺產糾紛民事案件，錢再多她也不辦，因為當時律師協(xié)會行業(yè)管理工作非常繁忙。在當時上海第一批的10個一級律師里，媽媽是唯一一個女律師。
承前啟后的會長
記者：解放前，韓會長作為律師公會最后一屆常務理事，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顧韓君：1945年，她任上海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中間是有曲折的。當時國民黨當局對律師公會控制得很緊。推選前，沈鈞儒、沙千里等人希望她上，為黨多爭取一個席位。但選舉時，國民黨安排了另一個人。媽媽見狀就上臺發(fā)言質疑，下面的律師同行們也提出意見。最后大家說，就選帶頭質疑的韓學章。媽媽后來說，那不是她自己要出風頭，而是想為黨工作，那樣做當時是有風險的。
記者：恢復律師制度后，韓會長籌建律師協(xié)會，后當選會長，相比以前，她有哪些變化？
李海歌：最大的變化是忙，忙于準備制定律協(xié)相關規(guī)章制度、律師的工作規(guī)范等等。加上市人大、法學會的工作，會議很多。但她忙得很開心。
我是1984年前后開始在韓會長領導下工作的。那段時間律協(xié)經常搬家，選辦出地址。忙歸忙，韓會長很注重儀表。她擔任女律師聯(lián)誼會理事長，在接見國外法律同行時，她也很注重自己的著裝，顯示出非同一般的氣質。這都代表中國女律師的形象。
記者：后來設立韓學章律師基金出于怎樣的考慮？目前運作情況如何？
顧韓君：媽媽去世后，我想怎樣才能更好地紀念她呢？想來想去，覺得最好的紀念就是讓她的人格魅力傳承下來，促進上海律師事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于是就想到了基金的形式。
李海歌：顧老師作為家屬沒想到為自己，而是想到為律師群體。她拿出了韓會長去世后的撫恤金、禮儀錢，在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協(xié)的支持下，倡議并推動建立了這個基金。目前運作情況很好，一批優(yōu)秀的律師得到了該基金的獎勵。
記者：作為女兒，您怎么看母親？
顧韓君：她一直很忙，沒時間照顧我。我是外婆帶大的，沒喝過一口奶。文革中，我也受牽連，身體差了。但幾十年的共同生活和這些年整理她的材料，越發(fā)體會到她的人格魅力，很佩服她。我退休后，嘗試做做律師（指了指手腕上印有上海律師字樣的手表）。
李海歌：顧老師做了不少法律援助的案子，還在市婦聯(lián)做信訪接待工作，每周都去，堅持了很多年。
顧韓君：倘若不體會律師的從業(yè)滋味，就不容易理解媽媽的經歷。她一直在律師這個行業(yè)里，曾經幾次放棄了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機會。她說要把機會給年輕人。她幾次提出申請入黨，但組織上鑒于解放前她就是民盟盟員，建議她在黨外發(fā)揮作用。1983年，她終于如愿入黨，非常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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