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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律師的公益心
日期：2007-02-12 作者：正義網(wǎng) 閱讀：3,884次
肖太福北京市豐臺區(qū)政協(xié)委員、北京市泰福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律師協(xié)會憲法與人權(quán)委員會主任，先后就讀于中央財經(jīng)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取得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他擅長稅法服務和企業(yè)并購，并不斷投身公益訴訟活動，從事律師工作十多年來，為群眾提供義務咨詢600余次，為弱勢群體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十多起。
工作目標：以個案推動法治進步
“以個案推動法治進步，是我們一向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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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以個案方式促進法治進步的公益訴訟案件，肖太福有過不少實踐，他曾積極為“洛陽種子案”、“湖南嘉禾拆遷案”、“朱久虎案”、“舉報人鐘鐵培被迫害案”等公益訴訟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洛陽種子案”，是肖太福辦理的公益性案件中最具代表性的。2001年，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種子公司與汝陽縣種子公司，因玉米種子代繁合同發(fā)生糾紛訴諸法院。庭審中，雙方在種子價格到底是按市場價還是按政府指導價確定的問題上，爭執(zhí)不下，最后洛陽市中級法院采納了汝陽公司的觀點。判決書下達后，其中一段話引起爭論：“《種子法》實施后，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diào)節(jié)，《河南省農(nóng)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位階較低的地方性法規(guī)，其與《種子法》相沖突的條款自然無效……”
《河南省農(nóng)作物種子管理條例》與《種子法》是否抵觸？肖太福隨即組織四位律師上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求審查，據(jù)業(yè)內(nèi)人士說，此次上書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設立法律法規(guī)審查備案室起到了推動作用，促進了法規(guī)清理工作。
在2004年“湖南嘉禾拆遷案件”中，肖太福向權(quán)益受到侵害的群眾伸出了法律援助之手。他帶隊南下，積極向被拆遷人宣傳法律，維護群眾合法權(quán)益。此后不久，嘉禾縣領導班子被撤職，國務院下達了《關于控制城鎮(zhèn)房屋拆遷規(guī)模嚴格拆遷管理的通知》，遏制了城市拆遷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不良傾向。
以上兩個案件，是對肖太福“以個案推動法制進步”為追求目標的最好詮釋。肖太福說，他參與公益訴訟案件主要是出于社會公益心，一種對法律公正精神的信仰。他希望通過法律途徑維護公民合法權(quán)益，解決社會矛盾，促使社會和諧發(fā)展。
觀點：讓從事公益訴訟活動的人獲得一定的經(jīng)濟補償
作為一名有社會公益心的律師，一名有社會責任感的法律援助者，肖太福不僅熱心參與法律援助案件，而且對我國公益訴訟制度的構(gòu)建也頗有研究。
肖太福
認為，公益訴訟是指有關國家機關（主要是檢察機關）、企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等，對侵犯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公共利益的行為，請求法院進行糾正和制裁的訴訟活動。
到底誰是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肖太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許多人主張?zhí)崞鸸嬖V訟的原告只能是檢察機關，或者是包括檢察機關在內(nèi)的有關國家機關，還有人主張是公民個人。但肖太福不這么認為，他說公益訴訟的原告應當包括國家機關（檢察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yè)單位、非政府組織、律師事務所、律師和普通公民等。檢察機關應當成為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法定代表機關，既可以作為原告提起公益訴訟，也可以作為“公訴支持人”支持其他主體提起公益訴訟，這對于遏制我國日益嚴重的國有資產(chǎn)流失、社會公共利益無人代理現(xiàn)象極為必要。
公共利益是公益訴訟追求的首要目標，但這與提起訴訟者追求經(jīng)濟利益并不矛盾。肖太福建言，依照中國國情，不妨創(chuàng)設原告打贏公益訴訟官司后，律師費由敗訴方承擔的制度。
除此之外，原告還應當獲得經(jīng)濟賠償金額的20％作為勞動報酬；檢察機關提起或參與支持訴訟的，可以獲得經(jīng)濟賠償金額的10％作為經(jīng)費補貼。如果還有余額，應歸特定多數(shù)人；無特定多數(shù)人的，收歸國家財政。這樣，從事公益訴訟活動就有了持久穩(wěn)定的動力和激勵機制，可以改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不良局面。
期待：為公益訴訟立法
我國目前公益訴訟的現(xiàn)狀是：在立法上還處于空白狀態(tài)，在理論上剛剛起步，在實踐中已經(jīng)進行了多次探索。肖太福舉例說，如1996年被稱為“中國公益訴訟創(chuàng)始人”的福建龍巖律師邱建東，因為一公用電話亭未執(zhí)行郵電部夜間、節(jié)假日長話收費半價的規(guī)定，將多收了他6角錢的郵電局告上法庭；再如河南農(nóng)民葛銳狀告鄭州鐵路分局如廁收費案等。
這些案件中的原告可能是受害人中的一員，也可能不是直接的受害人，受害人為不特定多數(shù)，或者是難以統(tǒng)計、組織的特定多數(shù)。肖太福遺憾地說，對于這類案件，有的法院立案時不受理；有的受理了也以原告不是有利害關系的行政相對人或與訴訟標的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而以不具備起訴資格為由裁定駁回；有的以理由不充分或被告有其他合理理由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只有少數(shù)案件勝訴。即使勝訴的案件，也是“贏了官司輸了時間和金錢”，以至于許多人贊許之余還要質(zhì)疑這樣做是否值得。
其實，在我國，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不在少數(shù)。肖太福說，有權(quán)利就需要有救濟，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需要依靠公益訴訟的救濟手段，然而我國還沒有建立公益訴訟制度。他希望為公益訴訟立法，或者盡快修改《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在這兩部法律中分別設置相應的公益訴訟專章，對公益訴訟案件的訴訟主體、受理條件、訴訟范圍、審判程序等作出具體規(guī)定，形成完整規(guī)范的公益訴訟制度。同時，放寬公益訴訟的立案條件，對訴訟費明確作出減免規(guī)定。
針對有人認為公益訴訟導致法院工作量大幅度增加、訴訟資源浪費的說法，肖太福認為，“公益訴訟的輸贏不是最主要的，推動人們關注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才是根本”。即使在資源上有一定的消耗，但如果公益訴訟修補了相關漏洞，就會大幅度提高生產(chǎn)力，創(chuàng)造出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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